• 店铺名：长沙铜官窑
• 店主：长沙铜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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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公告

长沙铜官窑（又名长沙窑或铜官窑），距今有1200余年的历史，为唐代五大名窑之一，是世界釉下多彩的发源地，同时她还是“鸡血红”（铜红釉）的原创地。釉下多彩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也是世界陶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长沙铜官窑突破了唐时“南青北白”的艺术格局，令陶瓷作品异彩纷呈绚丽多姿。长沙窑是中国出口陶瓷中较早的品种之一，在中世纪繁华的城池，无论是豪华的宫殿陈设，还是贵族们的杯盘碗盏，也无论是僧侣们的饭钵净器，还是骚人们的文玩清供等，都能见到长沙窑瓷器的影子。长沙窑兴盛于中唐时期，在它出现之前，已有两大著名的瓷窑系统，分别是浙江的越窑和河北的邢窑，在我国瓷窑体系中已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那么，为何在中唐又冒出一个长沙窑？其实，长沙窑的兴盛绝非偶然。唐代中期，我国北方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安史之乱”，从此烽烟滚滚，干戈四起，民不聊生，四处逃难避祸，黄河流域人口大量南迁，出现了“两京衣冠尽投江湖”的局面，正如诗人韦庄《湘中记》所言：“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在这支浩浩荡荡的南迁大军中，有一部分充满创造活力的瓷银工匠，他们带着唐三彩、邢瓷以及金银器等工艺来到湖南，为了生存，投身长沙窑的烧造，这使长沙窑新产品的问世和发展有了技术上的保证。长沙远离中原是非之地，没有朝廷的干涉，加上当时市场需求量大，使长沙窑得以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其实从时间上看，长沙窑可以说是生不逢时，有越窑和邢窑的南北夹击，“越窑青如玉，邢窑白似雪”，这两个名声在外的窑口所生产的瓷器，无论从国内市场占有率，还是当时唐朝消费者的口碑，甚至单纯从产品质量，都是长沙窑无法超越的。穷则思变的长沙窑于是另辟蹊径，从技术创新上下功夫，创烧了高温铜红釉、乳浊白釉、绿釉和蓝釉和釉下多彩瓷器等，形成自己独特的品种结构、工艺技术和艺术风格。同时把色彩单一的中国瓷器也推向了红红绿绿的“花花世界”，这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地位。长沙窑为了避开越窑和邢窑长久以来奠定的霸主地位，又在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上狠下功夫，以寻求海外市场。而唐代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发达的航海技术，为长沙窑内销转出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唐六典》记载，当时与唐王朝通使、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多达300多个，反映出了唐王朝对外交往的广泛性和开放性。“安史之乱”后期，北方丝绸之路受阻，刺激了海上陶瓷之路的大发展。长沙窑具有临湘江、经洞庭、下扬州、借江出海的水上运输优势，因此它抓住了海上陶瓷之路拓展的历史机遇，发挥自己的水运优势，挤上了“海上陶瓷之路”的头班船。1998年，德国人沃特法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勿里洞岛外海，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沉船最多的水域，发现了一艘古老的“黑石号”沉船。经过10个多月的漫长打捞，这艘在海底沉睡了1000多年的唐朝沉船得见天日，让我们欣喜若狂的是：船上满载唐朝精美瓷器，多达67000多件，而这其中，竟然有将近50000件都是长沙窑的产品。长沙窑出口量之大，可见一斑。长沙窑为了更好地占有国外市场，工匠们以敏锐的发展眼光，审时度势，在瓷器造型和装饰上主动地迎合国外消费者的需求，广泛吸取国外各民族的风格，制造出了大量带有异域风情的各类瓷器，以便满足不同地域人们的审美心理和生活情趣。由于长沙窑的瓷器在造型和装饰上能适应销往国人民的爱好和需要以及低廉的价格优势，使得它的产品不仅内销，而且还远销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甚至都延伸到了非洲地区，出口数量之多，遍布范围之广，让越窑和邢窑望尘莫及，成为了唐五代时期最大的出口瓷。2010年3月，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正式启动。铜官窑，这座唐代诗人笔下“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的千古名窑，将再现盛世风采。2010年5月，“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长沙铜官窑的传承和发展再次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重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