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籍善本民国古佚小说刊行会金瓶梅词话2函21册全套品相佳珍罕作者：兰陵笑笑生撰年代：民国二十二年(1933)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函册：2函21册全套纸张：白纸装帧：线装尺寸：21.3×14.1公分，自然状态下整部古籍祼厚17.5公分。出境：不可以提要：是书即为著名的民国22年古佚小说刊行会本，为57高干版、88北大版、91人民文学版的祖本，此据万历原本影印，首册所收图200幅据明崇祯本每回前插图所印，此书原装、原签、原函、原包角，白纸精印，保存相当完好，品相极佳。当时在北平和日本东京同时印行，北平仅印一百零四部，东京仅印三百部，而且不标价发售，消息一出，达官贵人趋之若婺，一开始时的预约价就已高达三十元大洋，此书印量极小，价格昂贵，传世稀少。郑振铎先生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说道：“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发现了一部《金瓶梅词话》，那部书当时最近于原本的面目的。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的诸君，尝集资影印了百部，并不发售。我很有幸，也得到了一部”。（《西谛书话》P85）。此书即为当年郑氏赞叹的古佚小说刊行会本，传世极稀，全书皆用白纸精印，原装原签，品相极佳，而其刊印的数量极少，就连后来极富盛名的五七版《金瓶梅》（又称高干版，具体见注1）就是用此本重新影印的。1932年山西发现明万历金瓶梅词话，而知古人并不止有金瓶梅，亦有词话存世，胡适、孙楷第、郑振铎因价格太高未能购入，但他们又怕这书会被日本人买去，流出国外，便力劝北平图书馆买下来，但当时北平图书馆也无法付清高额的书款，于是1933年北大教授孔德、学校图书馆主任马廉想通过影印此书的方式集资，补这个窟窿。马廉、胡适、鲁迅、徐森玉、郑振铎、赵万里、孙楷第、长泽规矩也等二十人出资，用“古佚小说刊行”名义在北平和日本东京分别影印104部和300部。因资金不足，不能朱墨两色套印，只用单色，且略有缩小。此书的消息一出，即被当时达官贵人奉为珍品，仅预约价就高达三十元大洋，补图二百幅，系由通州王孝慈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提供，原书第五十二回所缺两叶，后来重印时亦以绣像本抄补。1947年原书连同北平图书馆的其他珍本书一同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1965年交还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注1：五七版金瓶梅，又称为57高干版，一九五七年文学古籍刊行社以民国22年古佚小说刊行会版为底本，影印一千部，专供省部级高干内部发行，时至今日，五七版亦已成为难得之书，于今价格也已达十数万元。如果评选建国后最珍贵的出版物，57版《金瓶梅词话》必当其中。其原因是，这套书是当时的毛泽东主席首肯，为提高党的高级（有说是副部级以上，其实从资料看不是当时每一位副部级都有此殊荣）干部的文学修养而专门指定所配书目之一，当然书目还包括有其他的书籍，只是不在此文探讨之中暂且不提。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室接到此书目后随即在全国各大出版社组织这批书的印刷，《金瓶梅词话》则委托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人民文学社对印刷《金瓶梅词话》很重视，成立了以社长为组长的专家组多次与文化部、中宣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为底本，重新影印了1000部。印刷是在上海，据资料书从纸张到油墨到印工都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资源，书印出后直接运到北京交中办。据人文社的编辑黄伊回忆，在人文社出版线装本《金瓶梅词话》以后，毛泽东觉得其中秽亵之处较多，只能作为内部读物。后从资料得知这些书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以上党内高干。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而需要研究的是当时毛泽东指配的名单，都是党内在他看来有培养前途的人，而不是全部，这样实际上所配此批书的人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待遇，毛泽东是有目的的配发这批书。这就是今天此书珍贵的原因也是此书传世稀少的原因。57版《金瓶梅词话》其意义已远远超出金学的学术意义。1957年版《金瓶梅词话》描述：（1）线装蓝布面函套、绸面浮签《金瓶梅词话》（2函21册）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该书是京城坊间密友间流传之佳品。（2）文革前严格控制发行，不够级别看不到。文革中，查抄时遇到这书要登记，记得某处查抄物资丢失一部，办了一个专门的学习班，天天整，非追出来不可——后来也没追出来。文革后出版社还有一点存货，有关系的还可以买到。这部书的配发购买对象是：各政治局委员、各部正副部长、各省省委书记省长以及对应军队军以上干部。（3）该书为建国后首次重印，版本学意义上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和稀缺性。后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齐鲁书社1989年均出版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本子，被称为建国后“金学三杰”。